摘要：本文就浙江植被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简要综述，总结了在植物群落生态学、植物种群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展望；植被生态学；浙江 浙江省地处118゜~123゜2＇E，27゜~31゜12＇N，东临东海，具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发育的植被为我国中亚热带东部地区的典型植被常绿阔叶林[1]。在种类饱和度﹑生活型组成﹑叶的性质﹑周期性及层次结构等方面都反映出它是我国亚热带地区所特有的植被类型，表现为从温带森林到热带雨林的过渡性质[2]。但浙江省地貌复杂，有山地丘陵﹑谷地﹑平原等多样变化，从而影响了气候﹑降水﹑风﹑湿度﹑日照等气候因素及土壤的形成，使浙江省的自然植被既因南北地理位置而不同，又以地势的高低﹑地形的变化而存在差异，构成了十分丰富的自然植被[3]。所以，长期来浙江植被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为了全面了解浙江植被研究的情况，以便于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本文就浙江植被生态学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研究历史
据有关资料记载[3]，对浙江省自然植被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是与现代科学兴起密切相关的。18世纪以前，散落在浙江的有关书籍和各地方志中有一些关于当时植被状况的文字记载，但是这些零星史料的记载仅能反映那一时代植被史的记录，缺乏科学的分析。18世纪，随着新兴现代科学的发展，少数国外植物学工作者曾来浙江省沿海一带进行过植被方面的调查研究。如1702年，英国人肯宁海姆（Cunningham）到浙江舟山一带进行调查，对茶树(Camellia sinensis)的种源﹑栽培作过记载。到19世纪，西方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接踵而至。曾对浙江舟山地区作过调查研究的有坎多（Cantor）、福皮（Forbes）、格力弗斯（Griffith）等；对宁波木本植物作过研究的有法韦（Fauvel）等，对浙江省栽培植物作过调查研究的有派克（Parker）等。
20世纪初，我国部分现代植物学界和林学界的先驱先后对浙江省的自然植被进行了调查研究。如胡先驌（1923-1924）对浙江省的森林植被作了多次调查；梁希（1931）对浙江省几处名山的森林植被，尤其是西天目山植被作了调查研究；周桢、林刚对浙南的森林植被作了调查，并写了调查报告;钱崇澎、郑万钧（1931-1936）对浙江省森林植被也作了数次调查研究。在这期间，国外学者松田定久（1909）、松田孙治（1911-1916）、罗定（Rhodin）
作者简介：哀建国(1968~)，男，浙江海宁人，讲师，浙江大学在职硕士生，从事植被生态学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等人曾分别对宁波、杭州等地的森林植被作了调查研究。这一阶段仅限于少数专家、教授在局部地区所作的零星
片段的研究工作，对浙江省自然植被的种类组成和分布有了初步认识。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各级政府机构、省内外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浙江省的自然植被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综合性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资料。
2 研究现状
80年代中期至今，国内学者对浙江省自然植被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在植物群落生态学﹑植物种群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及森林变迁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章绍尧等认为浙江省植被起源于古生代泥盆世的裸蕨纲﹑石松纲；森林的变迁地史时期主要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动，历史时期与人类的存在及活动密切相关[4]。经调查，全省有维管植物231科﹑1331属﹑3796种，其中种子植物182科﹑1217属﹑3367种[5]。典型植被常绿阔叶林南北水平分布存在较大差异，经向水平分布无显著差异；在西天目山等高海拔山体上自然植被呈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6]。根据《中国植被》一书的划分，浙江省植被划分为浙皖山丘，青冈(Cyclobalanopsis glauca)﹑苦槠林(Castanopsis sclerophylla)栽培植被区；浙闽山丘，甜槠(Castanopsis eyrei)﹑木荷(Schima superba)林区及浙南﹑闽中山丘，栲类﹑细柄蕈树(Altingia gracilipes)林区三个植被区。根据植被类型﹑森林植物区系﹑生态因素以及森林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蔡壬侯认为浙江省植被可进一步划分为浙江杭州湾两岸，太湖平原绿化分区等五个区[7]。
2.1 植物群落生态学研究
植物群落生态学研究是浙江省植被研究中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对名山及自然保护区等具有代表性植被地区的研究。地带性植被、群落类型、群落结构、群落演替和群落分布是研究的重点。
2.1.1 西湖山区
杭州西湖山区的植被四十年代遭受严重破坏，后经几十年的封山育林，现已到处郁郁葱葱，已逐渐形成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林相。本区次生植被的性质﹑类型和发展趋势是自80年代初以来研究的重点。杭州西湖山区植被在群落的种类组成上具有较强的过渡性质，反映出南北植物区系交汇的基本特点[8]。陈启瑺通过对植被种类生活型谱和叶的性质的分析，认为西湖山区植被具有更多的阔叶混交林性质，宜归属于北亚热带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地带[9]。关于本区植被的类型存在较大分岐，蔡壬侯等将西湖山区的植被类型划分为7个植被型﹑22个群系[10]。陈冬基等以群落外貌﹑树种生活型及重要值为依据，将本区植被类型划分为7个植被型﹑2个植被亚型﹑10个群系[11]。而陈启瑺用Braun—Blanquet法，结合132个20×20m²样地资料，将西湖山区植被类型又初步划分为2个群丛﹑7个亚群丛和6个变型[12]。
2.1.2 建德山区
浙江省建德山区的青冈次生常绿阔叶林是中亚热带保护较好的天然次生植被。群落中以高位芽﹑小型叶﹑单叶和2级草质叶植物为主要成分；群落结构分层明显[13]。于明坚等也曾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当地青冈常绿阔叶林群落物种多样性作了初步研究，得出了建德山区青冈常绿阔叶林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低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而比黄山同类森林要高的结论，并对物种多样性指数及其测定方法作了分析[14]。
2.1.3 临安西天目山﹑清凉峰﹑安吉龙王山
西天目山的自然植被，随环境条件和发生历史的差异而变化，并随各植物群落所生长的土质有规律地分布着。其植被类型和垂直分布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周秀佳等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将西天目山植被划分为8个植被型﹑29个群系，认为常绿阔叶林为西天目山的地带性植被[15]。刘茂春采用二维极点排序法，结合现场绘制的植被二维空间结构图，把西天目山南坡的森林植被划分为3个植被型组﹑9个植被型和35个群系[16]。
关于西天目山植被的垂直分布，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王日玮等通过对植物种类的调查分析，认为西天目山植被应划分为山麓人工喜暖性针叶林﹑竹林及针阔混交次生林带；半山落叶阔叶成分占优势的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和喜暖性针叶混交林带；落叶阔叶矮林带三个垂直带[17]。而周秀佳等1987年在生态学杂志上提出西天目山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230--850m的低山丘陵地段；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交林集中分布于海拔850--1100m的地段；落叶阔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00-1350m地段；落叶矮林分布于西天目山最高地段，为山顶矮林[18]。不过，更多的学者支持后者观点[19,6,7,20]。
清凉峰位于临安市西部，其主峰清凉峰是天目山脉的最高峰，海拔1787.4m。常绿阔叶林是本地区的地带性植被。主要植被类型大体分为4个植被型组，10个植被型，16个群系组，18个群系及21个群丛组。清凉峰还生长着较多的稀有植物群落和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树种[21]。清凉峰植被垂直带谱尤为明显，自海拔600m以下属常绿阔叶林，海拔600--1000m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海拔1000--1400m为落叶阔叶林，海拔1400--1600m为落叶阔叶矮林[3]。
龙王山位于浙江省西北部的安吉县境内，紧邻西天目山，为天目山脉的主要山峰之一，主峰龙王尖海拔1587.4m,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群落植被类型有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山顶草灌丛等5个类型[3]。通过对龙王山植物区系﹑群落特征﹑气象资料以及栽培植物的分布状况等方面的分析，林海伦认为龙王山植被倾向于中亚热带性质，并处于向北亚热带过渡的过渡性地位[20]。方炎明等对龙王山植被中的鹅掌楸(Liriodend chinense)群落也作了专门研究。鹅掌楸(在群落中一般处于上层木地位，出现在群落演替系列的初期和中期；鹅掌楸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低于常绿阔叶林，略高于常绿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鹅掌揪群落的数量特征接近于亚热带针﹑阔混交林[22]。
2.1.4 台州天台山
天台山地处中亚热带，典型植被为常绿阔叶林。近年来，台州学院的金则新教授对天台山的植被作了大量的研究。1996年，金则新用中点方角法获取调查资料，按Raunkiar生活型统计，认为天台山七子花(Heptacodium miconioides)群落中高位芽植物占优势，叶级以小型叶为主，叶型以单叶比例最大[23]。在群落的垂直结构中，乔木层第二亚层的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均显著大于第一亚层，它们之间的均匀度差异不显著；乔木层与灌木层之间多样性各项指标均无显著差别；乔木层﹑灌木层的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均明显大于草本层[24]。1999年和2002年，金则新分别设置10个500㎡和14个500㎡样方对天台山植被中甜槠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作了测定。甜槠群落中乔木层第二亚层的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均显著大于第一亚层，它们之间的群落均匀度差异不显著；乔木层的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指数﹑群落均匀度均小于灌木层，两者之间差异极显著；乔木层﹑灌木层的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均显著大于草本层；而乔木层﹑灌木层与草本层之间的群落均匀度差异不显著[25,26]。
关于天台山常绿阔叶林次生演替序列群落的物种多样性，金则新也作了相关的研究。通过设置20个500㎡的样地，应用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及群落均匀度等指标，指出天台山次生森林从针叶林到针阔混交林再到常绿阔叶林的演替过程中，物种多样性呈先变大后变小的趋势。在群落的垂直结构中，次生演替序列3种群落类型的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大小顺序均为灌木层 ﹥乔木层﹥草本层。在3种群落类型中，木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均大于草本植物[27]。
2.1.5 宁波北仑﹑鄞县天童山区
宁波北仑山以含有少量落叶成份的常绿阔叶林为主要的自然植被类型。曾在1994年，史美中等应用组平均法﹑主要成份分析法和主坐标分析法将本山区的自然植被划分成南酸枣(Choerospondias axillaris)林等7个群系和10个群丛，建立了本地区森林植被的分类系统[28]。植被性质主要表现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特征，并逐渐向北亚热带过渡 ；群落已处于结构稳定的成熟状态，接近常绿阔叶林演替的顶极阶段[29]。
鄞县天童山区森林植被保存良好，是浙江省东部丘陵地区地带性植被类型的一块难得的代表性地段。地带性植被属我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东部类型，是一种由热带向温带过渡的植被类型[30]。天童山区植被类型可划分为6个植被型，8个群丛，3个亚群丛；植被以高位芽﹑小型叶 ﹑草质﹑非全缘的单叶植物为主；主要成份为樟科﹑壳斗科﹑山茶科﹑山矾科等科植物[30]。
近二年，对本山区灌丛群落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灌丛群落4个优势种群中，山矾(Symplocos sumuntia)为稳定型种群，檵木(Loropetalum chinensis)为衰退型种群，苦槠﹑白栎(Quercus fabric)为增长型种群；檵木为随机分布，其余3种为集群分布[31]。群落中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高于常绿阔叶林中乔木层，而低于常绿阔叶林中灌木层；生态优势度低于常绿阔叶林中乔木层，高于常绿阔叶林中灌木层；群落均匀度均低于常绿阔叶林中乔木层和灌木层[32]。灌丛群落外貌主要由小型和中型草质落叶及常绿革质的﹑非全缘单叶高位芽植物所决定[33]。灌丛种子库中优势种群主要是淡竹叶(Lophatherum gracile) ﹑芒(Miscanthus sinensis)﹑苔草等草本植物和山矾﹑檵木﹑白栎等灌木种类；幼苗库中优势种类不集中，数量较多的有苦槠﹑紫金牛(Ardisia japonica)﹑淡竹叶等[34]。
2.1.6 开化古田山
古田山位于浙江开化西北部，主峰海拔1258m，目前还保存着一些林相较为完整的次生天然林，其森林植被在浙江省以至我国东南部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陈冬基等采用无样地抽样技术的点﹑线综合法进行调查，结合数量分类法，将古田山自然保护区的森林植被划分为3个植被型 ﹑5个群系；提出常绿阔叶林分布于海拔721m（山脊）和870m（山谷）以下，温性针叶﹑阔叶树混交林分布于海拔721m（山脊）和870m（山谷）至海拔967m地段，温性针叶林分布于海拔967m至1200m地段的观点[35]。这一关于古田山植被垂直分布的观点和《浙江森林》提出的观点大体一致。于明坚等通过群落调查和统计分析，参考《中国植被》分类原则，将古田山自然保护区的森林植被划分为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叶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并对各个植被类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和描述[36]。
2.1.7 遂昌九龙山
九龙山位于浙江省遂昌县西南部，海拔1724.2m，峰峦连绵，林木繁茂，是华东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森林植被之一。常绿阔叶林在海拔1400m以下广泛分布。周秀佳和鲍显诚采用NTS 专用软件和IBM—PC型计算机对九龙山植被作了数值分类，将其分成6个植被型，即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山顶矮林、针叶林和竹林；提出了常绿阔叶林为九龙山地带性植被，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要植被类型的观点[37]。张方钢等（1996）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九龙山植被划分为3个植被型组﹑10个植被型﹑23个群系组﹑30个群系及34个群丛组，并对各类型特点作了分析[38]。
保护区内的大西坑也保存着较好的植被，植被类型有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叶混交林﹑针叶林﹑山地灌丛﹑山地灌丛草甸等；群落中存在先锋树种103种，顶极树种117种，过渡树种64种[38]。
2.1.8 庆元百山祖﹑龙泉凤阳山
百山祖位于庆元县北部，海拔1856.7m，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程秋波等根据样方调查资料，将百山祖天然植被类型划分为山地灌草丛﹑山地矮林﹑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阔叶混交林6个植被类型[39]。百山祖植被垂直带谱明显，常绿阔叶林分布于海拔800-1100m南坡沟谷；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分布于海拔1300--1650m的山坡山岙；针阔混交林分布于海拔900--1600m的山坡山岗；黄山松(Pinus taiwanensis)林分布于海拔1100--1750m的山坡上部与山岗一带；山顶矮林分布于海拔1700--1750m的山岙；灌草丛分布于1700m以上的山岗[3]。
凤阳山位于龙泉市，属洞宫山脉中段，主峰黄茅尖海拔1929m。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划分为常绿阔叶林等10个植被类型。植被垂直带谱也很清楚，常绿阔叶林分布于海拔1300m以下；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分布于海拔1300--1600m地段；针﹑阔叶混交林分布于海拔1000--1600m高处；山地矮林分布于海拔1600--1800m的局部山岙山坡上；山地灌草丛分布于海拔1700--1929m的山顶部位[3]。
2.1.9 泰顺乌岩岭
泰顺乌岩岭位于浙南和福建交接处，主峰白云尖海拔1611.1m，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海拔1250m以下分布着常绿阔叶林，海拔1300m上下分布着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海拔1000--1200m分布着针阔叶混交林；山地灌丛分布于1400--1611m的山顶部位[3]。高位芽、小型叶、单叶、2级的革质叶植物构成群落的主要生活型，反映出群落处于温带森林和热带森林之间的过渡性质，及和热带雨林之间存在较密切的联系[40]。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对浙南细柄蕈树林群落、括苍山湿润常绿阔叶林群落作了研究分析。细柄蕈树林群落类型被划分为细柄蕈树群系，甜槠、细柄蕈树群系和细柄蕈树、青冈群系。群落中主要有细柄蕈树、甜槠、青冈、丝栗栲(Castanopsis fargesii)和少叶黄杞(Engelhardtia fenzelii)5个优势种群；细柄蕈树种群林木个体大、数量少，树龄已趋老化，更新困难，已面临着被其它乔木树种替代的潜在危机[41]。通过对括苍山湿润常绿阔叶林35个群落的调查分析，兆赖之认为其次生演替规律开始于多年生草本群落；当处于木本群落阶段时，它的演替又可分为先锋树种、过渡树种和顶极树种3个阶段，并确定了各构成种的顶极度和生境的顶极间隔度[42]。
2.2植物种群生态学研究
对浙江植被种群生态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西湖山区青冈种群、建德青冈种群、天台山七子花群落优势种群及仙居俞坑森林群落优势种群的年龄结构、分布格局、动态变化等方面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大体为设置样方获取相关资料，并计算相关指数和作图，然后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杭州西湖山区青冈种群存在明显的低龄缺损，为间隙型种群，但种群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种群在发育初期为集群分布，中后期则转变为随机分布；不同生境中，青冈种群可通过种子和无性系进行更新[43]。建德林场泷江分场常绿阔叶林中的青冈种群年龄结构呈献不规则的倒J字型，为间隙型种群；分布格局随年龄增长从集群分布到随机分布[44,45]。青冈种子在地表的储量随种群年龄的增大而增加，但种子仅出现在地表，土壤中没有种子储存；群落内的青冈种子库受到动物的大量捕食及微生物的感染；空旷地上的土壤（农用土）比山上的土壤更适于种子的萌发[44]。天台山七子花群落中的七子花、苦枥木(Fraxinus insularis)、红脉钓樟(Lindera rubronervia)、青钱柳(Cyclocarya paliurus)、赤杨叶(Alniphyllum fortunei)、江浙钓樟(Lindera chienii)等优势种群均呈集群分布;七了花种群小树的集群强度大于中树,种群呈扩散趋势[46]。七子花、苦枥木、青钱柳、赤杨叶、江浙钓樟种群的年龄结构为衰退型,而红脉钓樟种群的年龄结构为稳定型[47]。浙江仙居俞坑森林群落中,甜槠、青冈、红楠(Machilus thunbergii)、木荷、虎皮楠(Daphniphyllum oldhamii)等优势种群的年龄结构为稳定型,拟赤杨种群的年龄结构为衰退型;甜槠、青冈、红楠种群呈集群群分布,木荷、虎皮楠种群为随机分布,拟赤杨种群呈随机分布或均匀分布[48]。此外，张利权对松阳县关山源地区黄山松种群在不同演替阶段群落中和不同生境中的年龄结构与种群空间分布格局作了研究，并探讨了它们的动态观律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49]。
2.3 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
关于对浙江植被的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相对较为缺乏。十多年来，主要对建德林场泷江分场的青冈常绿阔叶林、金华北山的森林群落、古田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群落、浙江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常绿阔叶林等植被作过一些系统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于明坚等采用设置两条样带，在每条样带中设置10个0.5×0.5 m²样方，再在每个样方中采用取样称重、烘干和进行元素分析的方法，对浙江建德青冈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进行了研究。报道了死地被层现存量，死地被层和土壤中C、N、Ca、Mn、K、Mg、P、Zn、Cu等9种元素的分布，以及植物对养分元素的累积特征[50]。该地青冈常绿阔叶林枯叶、小枯枝、大枯枝等凋落物分解过程中P的释放也存在动态变化。P浓度在凋落物分解24个月后变化很小；P的残留率与凋落物的残留率关系密切；但P 浓度及C/P比的变化与干物质的消失并不相关[51]。郭水良在样方调查基础上，通过计算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值等方法，将金华北山植被中38种主要木本植物分成黄山松、白马骨(Serissa serissoides)、杜鹃(Rhododendron simsii) 等，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短柄枹(Quercus glandulifera)、檵木等，樟(Cinnamomum camphora)、白栎、枫香(Liquidambra acalycina)等和黄檀(Dalbergia balansae)、木半夏(Elaeagnus multiflora)、乌饭树(Vaccinium bracteatum)等四群植物[52]。随着国际标准生态学软件CANOCO3.12的应用,除趋势典范对应分析的方法也被应用到系统生态学研究中。从金华北山植被与林冠郁闭度、土壤PH值、土壤含磷量、土壤含氮量、海拔高度和受人为干扰强度等环境因子的关系来看，人为干扰强度对植被分布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海拔高度、土壤含磷量、林冠郁闭度、土壤含氮量和PH值的影响相对较小[53]。施德法在对古田山典型植被设置样方获取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植被类型与主要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认为海拔高度、坡位是引起植被类型变化的主导因子。海拔720m以上，植被类型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海拔高度的变化；在海拔720m以下，主要取决于坡位的变化[54]。通过对样地中更新幼苗调查和样树特定部位枝条生理生态指标的测定，丁圣彦等发现浙江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常绿阔叶林中优势种幼苗的更新一方面与其自身的生物生态学特性、种子来源、萌发力和群落的生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幼苗的光补偿点有关；优势种成年树在常绿阔叶林演替系列中地位的变迁主要与其物质的合成能力，即优势种的光合作用速率有关[55]。
2.4 浙江海岛盐生、砂生植被研究
浙江省海岛位于我国海岸中段，岛屿众多，约占全国的2/5。陆域地貌以丘陵为主，在大岛、近岸岛间有部分滨海小平原，地势平坦，海拔1~3m。自然植被由盐生植物和一些耐盐植物共同组成，植物种类极其贫乏，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器官特化现象较普遍[56]。陈征海等将浙江省海岛盐生植被划分为3个植被型、8个群系组、18个群系和8个一年生植物群落[57]。盐生植被群落层次分化不明显，结构简单；外貌低矮，盖度小；优势种地位显著，植被呈带状分布[57]。
海岛砂生植被是由砂生植物和耐砂植物共同组成的一类特殊基质上的植被，主要分布于海湾内有较大腹地，附近山地基岩为花岗岩的砂质海岸地带[58]。1997年，张晓华等将浙江省海岛天然砂生植被类型划分为落叶阔叶林、竹林、落叶阔叶灌丛、常绿阔叶灌丛和砂生草甸等5个植被型，11个群系组，21个群系和5个一年生植物群落，并对各主要群系的生态环境、分布、外貌、结构与种类组成作了了调查分析[59]。
3 存在问题
综观浙江省植被生态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取得众多研究成果，积累大量资料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3.1 浙江植被生态学研究主要局限于几个具有代表性植被、保存较好的山头，大部分保护区也没有深入研究，而且大量山区尚未涉足，所以对浙江省植被的研究还存在大量的工作。
3.2 部分有关群落、种群演替规律的结论是建立在对现状植被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再结合多方面的资料推算其演替到稳定状态时的植被情况，定点、定时长期观察和迁地引种观察很少采用。
3.3 浙江植被生态学研究所用的方法主要是经典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即野外调查、观察和统计以及简单的实验。主要是以定性描述为主，生态环境因子的测定一般也是在野外调查时随测，定量、生态实验和应用技术运用较少。
3.4 当前浙江植被生态学的研究项目很少，专门从事植被生态学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也仅有十多人，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难以承担起浙江“生态省”建设的重任。
4 发展展望
4.1 国内发展趋势
根据陆仲康等人对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态学科获得资助的研究项目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景观生态、全球生态（含全球变化）、恢复生态、生物多样性、持续发展、资源保护、生态毒理等生态学关键词出现的濒度明显增加，是当今中国生态学的研究热点，这与当今国际生态学研究热点趋于一致；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生态学关键词出现的濒度较稳定，并且在整个生态学领域中，出现的濒度最大，这说明种群生态、群落生态、生态系统等基本问题始终是生态学界所关心的研究领域；中国生态学研究领域趋于向两极方面发展，即一方面向宏观领域（全球变化、持续发展、景观生态）发展（关键词出现濒度明显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向着微观领域（基因多样性、生理生态、生态毒理）发展[60]。沈善敏认为，应用生态学的发展趋势是数学和计算机技术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以及生态实验、宏观生态学研究和生态应用技术等领域[61]。
4.2 浙江植被生态学发展展望
4.2.1 植物种群生态学研究方面
结合国际、国内发展趋势，浙江应把植物种群生态学研究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七十年代国外生态学研究重点放在生态系统方面，原因之一是他们已开展大量种群生态学的定量研究工作。种群功能是生态系统的基础，提高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基础是种群生态的研究。植物种群生态学研究与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关系密切。对可生的植物资源不加以利用是一种浪费；但利用过度又影响种群资源的恢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要研究植物种群生态学。植物种群生态学与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的关系也至关重要，绝大多数濒危植物致濒原因就是对种群生态不了解，因而不能提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保护和管理措施。
4.2.2 植物群落生态学研究方面
恢复植被和优化模式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将是今后浙江植物群落生态学研究的重点。浙江的滩涂地区、水土流失区，植被退化严重，严重影响本省生态环境质量。在这些地区通过实验群落生态的研究，探讨恢复植被的途径，并建立优化管理模式，将是热点。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研究是一项凡参加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的国家必须要做的工作。
4.2.3 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方面
生态系统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已经成为生态学的研究重点，浙江也应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研究。从浙江的具体情况出发，将会主要放在森林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上。森林生态系统优先考虑常绿阔叶林、马尾松林和毛竹林，对其开展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研究。同时对浙江主要农作物如水稻、小麦、油菜等进行农田生态系统基本生态过程及结构功能调控研究。
4..2.4 生态实验研究方面
生态实验是当今应用生态学重点发展的一项研究工作。由于生态实验对生态学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生态实验和观察在今后必然会有长足的进步。植被生态学是开展生态实验重要的领域，浙江滩涂和水土流失区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河道绿化、防护林建设、公路绿化、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建设等，必然会有计划地开展生态实验研究。
4.2.5 生态学应用技术研究方面
生态学的应用技术得以在近几年引起广泛注意并得到较快发展，主要起因于资源枯渴、环境恶化这一令人担忧的因素。生态区划、生态设计、生态工程都是生态学的应用技术。植被生态学和生态应用技术相结合，参与生态应用技术的研究工作，发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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